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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胜海副教授 四海书院 四海智库

四海研究院 四海工作室 四海课程 我教故我在黄胜海副教授 法学硕士 经济学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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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胜海,姓黄,名胜海,字四海,号云海。1968年10月出生,1987年9月考入广州高校求学,1991年7月在广州开始大学执教生涯。职业大学教师,副教授,法学硕士、经济学学士,本科生导师。经济、文化学者、专家、研究员。学习征途。山东孙子研究会理事。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主要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国经济,中国文化。主要教授课程:《孙子兵法》《老子道德经》《周易经》《孔子论语》《演讲与口才》《涉外谈判学》《形势与政策》《社会实践》《创新创业基础》《政治经济学》《资本论》《自然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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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和未来的中国应有什么样的国际观?  

2013-07-30 02:04:09|  分类: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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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和未来的中国应有什么样的国际观?

作者:邱震海(作者为凤凰卫视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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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有报纸编辑约我谈谈中国人的国际观,由此促发我思考中国作为一个集体,在这一问题上的漫长而艰难的心路历程。所谓漫长,乃因为自有中国以及中国与世界交往的经历,就有了中国的国际观,其历程从过去延伸到现在,并走向未来;而所谓艰难,则是指由于中国的特殊情况,中国和中国人的国际观一直处于艰难的调适之中,以致在二十一世纪初中国崛起的今天,这个问题会被再次提到我们的面前。

  无论是过去的中国人国际观调适的艰难,还是今天这个问题再次被提出,其实都折射了中国人实际上从来没有一个固定甚至成熟的国际观,更遑论为其增添自由、平衡和思辨的元素。这一论断似乎有些武断,也一定会引起反驳和争议。惟其如此,您才需要静下心来读一读笔者下面的阐述。

高贵下的愚昧、不自觉的清醒  

  任何一个国家的国际观,都与这个国家的阶段性自身处境有关。以这一观点来看,中国人的国际观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汉唐盛世后国力鼎盛时期的国际观;二、从清末衰败到二十一世纪初重新崛起期的国际观;三、二十一世纪初重新崛起及之后的国际观。

  这样的划分不是任意的,而是以建基于国力之上的民众和知识界的集体心理为基本依据。

  以这样的眼光来看,汉唐盛世后国力鼎盛期的中国人的国际观,基本是“泱泱大国,四方来朝”。作为世界经济和文化中心的中国,既自信又盲目,甚至还带有一丝“高贵下的愚昧”。其实,无论是自信还是盲目,甚至是“高贵下的愚昧”,其间只有一步之遥,但其本质却是缺乏民众集体的精神洗礼和思想启蒙。

  因此,虽然汉唐盛世间,中国人对外族的心理、态度和做法有着许多平等的成分,但那或出于偶然,或源于“不自觉的清醒”,其本质仍是“未经雕琢的玉器”,亦即未经精神洗礼和思想启蒙的开化过程。这种未经开化的精神世界,导致我们的先辈无论在国力鼎盛还是衰败期,都无法表现出一种真正的从容,并与世界(无论它是比我们弱还是强)产生一种真正的心理平视。

  我之所以强调真正的心理平视,是因为物理平视相对比较容易,它可见之于人的身高,也可见之于物质水平的高低。而只要一个人稍有修养,那么高个子可以在矮个子前面弯腰,有钱人可以为穷人做许多施舍,但如果没有内心真正的修炼,那未见得是一种真正的平视;而矮个子和穷人若没有真正的自信,不但面对高个子和富人时会有所不爽,而且一旦处境改变,也会“人一阔,脸就变”。

浮躁与骚动背后的悲情与盲点

上述第二阶段,亦即从清末衰败到二十一世纪初重新崛起期中国人的国际观,集中折射了由于中国处境变化而产生的心理变化。如果说,鼎盛期的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心态是“泱泱大国,四方来朝”,那么衰败期的中国人(尤其是其中的知识界)则呈现出集体的焦虑、浮躁和骚动,其背后的本质依然是未经思想启蒙进程的盲目,一如汉唐鼎盛时期的“高贵下的愚昧”。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科技与政治的拿来主义,还是因不同意识形态的救国之道而导致的同室操戈,抑或是“超英赶美”心态之下的盲动,直到改革开放后三十年间对西方的学习、追赶,都有许多“理不清,剪还乱”的复杂心理。

  这种复杂心理中,无疑有着许多正面、合理的因素,但也正因未经系统的梳理,所以有着许多就连主事者自己也不能完全理清的情绪和盲点。从洋务运动开始就贯穿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全盘西化”的争论,直到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依然折射出中国现代化进程和中国人精神世界里一些非常深刻的盲点。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和中国人依然未能与世界产生真正的心理平视。这里的世界,既包括比中国发达的西方国家,也包括许多比中国落后的国家。有一位作家曾经说(大意):“中国人是跪着仰视白人,而却站起来俯视黑人”。这句话以辛辣的手法和高度的概括,揭示了中国在现代化过程的复杂心理,以及在中国人精神世界里似乎从未真正触及过的种族主义问题。

  更重要的是,如果说鼎盛期的中国人国际观是“高贵下的愚昧”,那么衰败期和追赶期的中国人则有着一种强烈的悲情,两者表现形式大相径庭,但精神实质却一脉相承。

  无论是“高贵下的愚昧”还是追赶期的悲情,都延续到了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重新崛起期,以致今天的中国人的国际观呈现出一种极其错综复杂的形态。用仰视和俯视的比喻,已不足以描绘或概括今天中国人的国际观及其复杂性。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崛起期的中国人依然不能与世界产生真正的心理平视。

  三年前当奥运火炬风波产生时,笔者曾用“当东方尚存的悲情遭遇西方残留的傲慢”来比喻风波背后东西方人们心态的复杂。值得注意的是,崛起期的中国人看似自信,实则内心不但尚存悲情,而且在希冀重返“汉唐盛世”的背后,依然未能完成精神世界的启蒙和洗礼。

  今天和未来的中国,需要与世界产生真正的心理平视;而心理平视的基础,则是准确定位自己之下的自信与从容。这份从容不会张扬,也不会走向傲慢;这份从容源于对人类物质和精神文明成果的谦虚,也建基于对自身现代化目标和途径的基本研判;这份从容不但应摆脱悲情,而且还应包含自由、平衡和思辨的元素,无论对世界还是对自己,都有一种“保持距离的审视和批判”。

  这一切自然离不开民族精神世界的集体启蒙和洗礼。当然,几千年都未能完成的事情,不可能期待短期内就能实现。但提出这一命题则恐怕是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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